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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冰心】重逢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0-29 20:29: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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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冰心】重逢(散文)
   有人说,为什么地球是圆的,是好让失散的人儿再相逢。
   这话,最近在我的身上应验了。
   两周前,一直潜水不吭声的洪,突然发给我一条留言。
   我点开一看,留言不是洪写的,而是一个姓宁的人写的。
   宁说:在阵地网站看到散文《故乡的辣蓼花》。文章以一个情字贯穿全文,深深打动了我。记起作者刘,是我的老邻居,他住四楼,我住一楼。十多年、快二十年过去了,我和刘失去了联系,不知还能不能联系上刘。我的真名叫宁某某,电话是……
   我看了这则留言后,不由得在心里惊呼一声:啊,事隔十六年,宁竟然又出现了!
   我推测:去年,我将几篇稿子发给了洪。洪又将稿子推荐给阵地网站。网站将其中这篇发了出来。宁在阵地看到我的稿子,又看到文章后头的作者照片和文字介绍,发现是她邻居刘,一股怀旧之情油然而生。于是就在我的这篇散文后头,留了这几句话。洪看到留言后,又转发给我。
   宁的留言,像一股清风,吹开了尘封的记忆之窗,让我重新回到二十年前那段漂泊的打工岁月之中。
  
   二
  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,我辞了广州《嘉应文学》杂志文字编辑,辗转来到长沙,加入老乡郑的《金田》杂志队伍。
   《金田》杂志,是广西玉林市文联的机关刊物。由长沙书商李与和两人合伙承包下来,加厚页码,由原来的四十八页,增加到一百一十二页,编些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内容,面向全国发行。
   我去时,这家杂志只有郑一个光杆司令。我去后,也只有两个人。两人却要办一百多页的月刊,可想而知编辑任务有多艰巨。
   要命的是,郑完全不插手编辑事务,他只顾埋头写连载小说捞稿费。
   五十块钱一千字,郑在杂志上每期会写四到五万字连载,光是稿费就有两千到二千五百块钱。
   那时的两千多块钱,顶得现在的上万吧。
   杂志编稿的任务,全都落在我一个人头上。我不分白天黑夜,忙得连轴转。凌晨两点钟,还是看清样。
   如果不是我在广州时,写了几十篇纪实特稿,交给打字的红,给我打出来,放在杂志上,弄些稿费,那我根本没有时间弄稿费的。我的稿费少多了,每月只有一千多一点。
   而郑还嫌自己弄少了,说两个老板,一月弄八万,他才两千,太不公平了。
   杂志出来后,出现四五个错别字,郑反而向老总告状,说我只顾写稿,不看稿子,不改错别字。
   两千年的八月初,老总在郑的起哄下,将我开走了。
   杂志招了两三位年轻人,跟着郑一起瞎干。没到两个月,杂志销量骤降。加上李总印盗版书进了班房,剩下的张完全撑不下去了,将郑和年轻人一并开走,重新招了一个在校大学生业余编稿。
   所谓编稿,完全是在网上七摘八摘,没有一篇是自然来稿要付稿费的文章。老总省去了稿费这一大头,开给在校生的工资,也极为低廉。这样,杂志要死不活地勉强办了下去。
   九月,我来到邓老板手下做编辑。
   邓是沅江人,我在广州《嘉应文学》杂志时,就认识来广州办事的他了。
   邓问过我,跟他一起回长沙做么?我当时没有答应他。
   没想到,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,是他帮了我一把。
   邓家住在河西。
   在河西,他按揭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新房子。
   他和老婆,每天坐公汽来五一路做杂志和开书店。
   在定王台书市,邓的胖老婆,经营着一家门脸不大的书店。
   邓呢,租的房子做杂志。
   他租的房子,就在五一路音乐喷泉后头的府后街。
   没想到,宁的出现,让我的记忆,与府后街结下不解之缘。
   从此,只要一提起长沙的府后街,我就想起了宁。
   想起与宁做邻居的那些日子,觉得那是我来到这个世上,那里是我感觉很温暖、感情很柔软的地方。
   府后街,是长沙古城最老的一条街,与昔日潭州衙门仅隔着一条街,可以说是老衙门的后院。
   府后街的周围有黄泥街、邵阳坪、都正街、府正街、浏正街等小街小巷。
   这些小巷,像城市这棵大树伸出去的枝丫一样,给老城带来稠密的人烟,同时也带来浓厚的城市风情、历史文化、以及岁月的沧桑气息。
   一间连一间的铺子,对街而开。吃穿住行,样样都有:小炒排档、蒸菜盒饭、按摩松骨、美容美甲、二手手机店、修车补胎店、时时客满的麻将茶馆。
   青葱的长沙妹子,静坐在铺门口,看着过身的行人。
   乡里进城的妇人,撅一个大屁股,在水盆边洗碗洗菜。
   一小伙在丁字胡同的档口,坐下来弹起了电子琴。一曲《走进新时代》,悠扬的曲乐缠绕得行人,放慢了脚步。
   深深的胡同弯弯绕绕,七伸八拐。初次进入,不知深浅,给人神秘难测的新奇与茫然。
   小街也是城市巨人的毛细血管,小街的繁荣,给城市增添盎然的生气与活力。
   走在这条窄窄的小街上,据说过去能听到,衙门里传来清晰的升堂吆喝声、拍打惊堂木的噼叭声,以及一彪官吏人马、奔驰过去的得得马蹄声。
   这些,对于一个打工漂泊者的我来说皆无关。
   而自从结识府后街的老住民宁,从此就与我有了前世修来的缘分。当然,这只是佛家说的禅语,凡夫俗子不必非得相信。
   宁一定是记错了,我与她住同一栋楼,不是在四楼,而是住二楼。
   她住一楼没有错。每当我上楼时,总会习惯性地看楼梯左手边的宁家。看门打开没有,看她在不在门边。
   有时候我从宁家过身时,不由自主地寻思:宁是一个人住,还是有老公住在这里?好想走进她家看一看,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
   在长沙待了几年,还没有真正认识一个长沙本地人呢。好想通过宁,了解长沙人呢。
   记不起我第一次与宁是怎么认识的了。反正我只要看到她,就会跟她打招呼。
   宁个头不高不矮,单单瘦瘦,乍看一眼,很清秀的样子。
   她说话的长沙口音不太浓,是普通话加长沙本地腔的混合口音。
   那时的宁,夏天傍晚出门,喜欢披一条自己亲手钩的白丝巾在肩上。合身得体的旗袍裙,配上雪白的丝披肩,将她颀长的身材,衬托得更为素静与清秀。
   我第一眼看到她这幅装扮出门时,不由得于心里暗暗赞叹:省城女人就是不一样,格调高雅多了。
   现在想来,为什么我很珍惜与宁相处的那段岁月,是因为那段日子,是我人生的低谷时期吧,她是我情绪低落时的一剂安慰,是我看不到曙色时的一线光明。
   在长沙快三年,从金田杂志转到邓老板这里,先是做丛书。一编就是十来本。
   后做《雪峰》期刊。连做三期后,改做《关东作家》杂志。《关东作家》仅做两期就停了。
   邓给我开的工资只有一千块钱。比在广州邹总手上做的一千三少多了。
   而且邓开的工资,不是按时发放,老是拖欠,有时一拖就是两三个月。
   这让我很纳闷,家里要钱催得紧,我只好厚着脸皮请求邓把工资发给我。
   在邓的眼中,我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讨薪农民工吧。
   虽然包吃住,一日两餐供应,自管早餐。吃得勉勉强强,能温饱就行。住的地方,就不讲究了,我住在二楼一间租屋的办公室里,隔间是做饭的一对夫妇住。
   夫妇是邓的姨姐、姨姐夫。姨姐夫一家,也是沅江人,农村的木匠师傅。说不来长沙和姨妹夫做事,在家里干木匠活,还挣得多一些。
   老婆对他说:“挣得多,也累得多。这里好耍多了,总得图一头。”
   男人回答道:“也是的,权当来省城看世界吧。”
   邓的老婆一大家子,全在长沙做书生意。
   连八十多岁的老娘,也到省城享福来了。
   阿舅子那时快三十岁了,找了个长沙女校的大学生,正准备结婚。他也是书商个体户,自己当老板。
   大姐和大姐夫住在长沙黄泥街的租屋里。黄泥街隔府后街很近,大姐有时候会弯到府后街,找她的妹妹,也就是邓的夫人玩,说说家长里短。大姐在定王台书市,也有一间门面卖书。
   姨姐夫与邓的老婆,一道看守书店和仓库,当当搬运工,为邓装卸货物。
   姨姐做饭。中午和晚餐,邓的一家三口,与我们一道进餐。六口人,男男女女围着一张矮桌子吃饭。炒的菜,夹一轮或者两轮就见了底。饭倒是管饱。
   寄人篱下,就不要奢求那么多了。把自己放低,低到尘埃里,好丑不做声,日子是一天一天的熬着过。
   唯有楼下的宁,她一出现,就让我心软软的,妥妥的,漂流的浮萍,有了止息的依傍。
   后来,邓在同一小区另租了一套间,辟为办公室。我从二楼的租屋搬出来,搬到新的办公室去了。三室两厅的大房子,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小卧室里。
   到吃饭的时候,我得回到原来的租屋去吃。
   人生在世不称意,孤身于别人的城市,周遭环绕着的只有陌生与冷漠。
   而宁呢,与她打招呼时,露出温暖的微笑,雪白的贝齿像珍珠一样,向我展示人性的美好,让我内心充满纯净的温情。
   每次经过一楼时,只要宁出现在家门口,我就会跟她打打招呼:“你好!”
   她启齿一笑,回道:“你也好!”又问我,“准备去哪里?”
   我说:“去定王台买小报。”或者说,“去省新华书店看一看。”
   她赞道:“嗯,你是文化人。”
   我谦说道:“不是,只是打工的。”
   她否认道:“你不是普通打工的,打的是文字工。”
   其实,我与宁的交集交并不多。
   上下楼梯时,宁家的门,老是关着的。
   宁极少出现在家门口。
   没看到她,心里就袭上一丝莫名的茫然和惆怅:“宁一定是关在屋里不出来了。”或者“她到哪里去了,怎么看不到她了?”
   听宁说,这边小区的这栋楼里,一楼六十平米,她一个人住着。四楼还有四十多平米,租出去了。
   在府后街的另一小区,她还有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,给女儿一家住。那时候,女儿已经结婚,有孩子了。
   白天,宁一般待在女儿家中,和女儿带孩子和做饭。
   只有晚上才过来睡觉。
   没看到她的时候,我就想,一定是去她女儿家了。
  
   三
   我与宁同住一楼的时候,她来过我所在的二楼房间,看到我有一台手提电脑。
   那是一台很原始的四八六。虽然是东芝品牌,可在那年代,四八六也早就淘汰多时,速度慢得像蜗牛,不能上网。
   可对我来说,四八六能打字写文章,就绰绰有余。
   宁来看我的时候,我正端坐在电脑面前打字。她站在我的身旁,一边看我在键盘上胡乱起落着手指,一边说:“啊,你会打五笔?”
   我边打边回道:“会一点。”
   宁说:“看你打得这么熟练,那不是会一点的事,而是蛮会打五笔了。好想跟你学五笔呢!”她冲我笑了笑,又问道,“癫痫发作尖叫后开始抽搐怎么办你收我这个徒弟么?”
  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道:“收你这个徒弟。”
   宁开心地笑了起来:“要得,我一有空,就来找你学打五笔。”
   我搬到新办公室后,宁来过我这里一次。
   那是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。
   我去湘江大桥附近走了一圈回来后,刚落座,就响起了敲门声。
   我起身去开门。没想到是宁。
   宁站在门口,一件无领短袖白上衣,下着一条黑色的七分裤,她笑着说:“来看看你打字。”
   我说:“欢迎,进来吧。”
   她跟随我进入房间,在小卧室的写字台前,静静站着,我招呼她坐,也不肯落座,站着看我打开的电脑,说:“这电脑不错嘛,字迹不大不小,看得蛮清楚。”
   其实,那时的四八六,显示器连彩色的不是,只有黑白两色。
   液晶屏近看有密密麻麻的横纹,侧着看,字迹很模糊。
   宁问我:“你这里应该有杂志看吧?”
   我说有。说着就去隔壁办公室取了一本最新的期刊《雪峰》杂志,递给她。
   她翻了翻,问道:“哪篇是你写的?”
   我翻出一篇《月下漂流》的短文,给她看。
   “写得蛮好咧!”宁认真看后,夸奖道,“你的文笔好,文章很有意境,蛮喜欢看。”
   她拿着杂志,请求道:“借给我回去看好么?”
   我说:“你拿去吧。”
   宁说:”要回去了,下次再来请你教打五笔。”
   说罢,就转身往门口走去。
   我送她到门边,问一声:“什么时候来学五笔?”
   宁说:“现在还不能定,到时候再说吧。”
   这是我在长沙三年,接触到、并有交集的第一位、也是唯一一位女性。
   邓总租屋对面的沅江老乡妇人,喜欢上午来我们这边玩。
   这个高颧骨、高身量的年轻妇人,抱着孩子走过来,边逗孩子边对我说:“你怎么不回邵阳看老婆,也不找女人呢?”
   “……”我没有回答她。
   宁晚上去我住处的消息,像无腿的风,传得飞快。
   第二天中午,做饭的邓总姨姐就知道了,她一边切菜,一边跟对门的女人说,我昨晚和宁约会办公室的事情。
   她俩在客厅的窃窃私语,被坐在里间办公室的我听到了,心里很烦,很有气:嚼舌头的女人,和宁见个面,关你什么事?要是干了出格的事情,岂不闹翻个天了!
   与宁还有一次交集,那是我快要离开长沙的二零零二年七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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